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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地名故事

  • 作者:
    楊帆
  • ISBN:
    978-7-5087-5049-1
  • 出版時間:
    2015年12月
  • 開本:
    16
  • 頁數:
    175頁
定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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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簡介
  • 目錄
  • 作者簡介
  • 內頁插畫
  • 內容試讀

《詩詞地名故事》一書從詩詞的角度分析了現今的一些地名在古時扮演的角色,為讀者掀開了掩蓋在現今地理名稱上的厚重的歷史文化帷幕,為讀者打開了了解地理名稱文化的全新維度。該書選取27首膾炙人口的詩詞,作者通過結合相應的歷史背景詳細闡述每首詩詞的由來以及詩詞中隱喻的詩人的情感。在剖析詩詞的同時,作者對詩中出現的地名進行了詳盡的分析與考證,令讀者在重溫經典詩詞的同時,又對其中地名的歷史與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鸞罷歌舞”……請隨著這一首首膾炙人口的詩詞徜徉在我國多彩斑斕的地名文化中……這就是本書的魅力與美麗!

目  錄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嶺南謫宦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杏村何在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漢中的故事

石欄橋上時翹首,應傍清虛憶帝都——營建北京城的幾個片段

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袁崇煥、孫承宗在遼東

及第新春選勝游,杏園初宴曲江頭——曲江池寫意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淪落天涯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的輕舟快意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科舉考生的長安故事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白居易在杭州

高樓據形勝,千里控幽燕——明清鼎革的關鍵

羊馬群中覓人道,雁門關外絕人家——滄桑雄關

虎嘯猿啼萬壑哀,北風吹雨過山來——仙霞關與仙霞道

寂寂函關鎖未開,田文車馬出秦來——函谷關風采

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險仄的關口

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蜀道與劍門關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風流杜牧

井命復書書卷內,千秋忠跡表維揚——史可法抗清

蒼蒼茫茫在何處,驪山腳下秦皇墓——帝王陵墓的故事

驪宮高處入青云,仙樂風飄處處聞——明皇與楊妃的華清宮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悲情沈園

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鸞罷歌舞——江南三大名樓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漢匈戰爭與和親

力小無因救焚溺,清涼山下且安禪——五臺山的故事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廬山的故事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周郎赤壁

 

楊帆,男,1982年生于雁北古城大同。2012年畢業后,進入出版業。目前,從事旅行指南圖書的編制出版工作,雅好文史。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嶺南謫宦
 
今天的廣東,是中國經濟的尖兵。而在唐宋時代的大部分時間里,這里則是人煙稀少,較為荒涼的地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東坡曾有詩云:
 
         惠州三絕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所謂“嶺南”,又稱嶺外、嶺表,包含了今天的廣東、廣西、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區 。詩中的“羅浮山”,位于今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境內,有“嶺南第一山”之稱。這首詩的意思是,羅浮山已春色盎然,山上的盧橘、楊梅等水果均已成熟,可以采摘食用了。如果像現在這樣每天都可以吃上三百顆荔枝,我情愿定居嶺南,而不留戀中原的奢華和繁榮。
看來大文豪本來是不太愿意來嶺南的。既然不愿意,是誰“請”他來的呢?除了蘇東坡,那個時代長期生活在嶺南的還有哪些人呢?他們有著怎樣的人生際遇呢?實際上,這首詩暗含了“謫宦”這一歷史現象,或者說,這首詩的創作有“謫宦”的文化背景。按照《辭?!返恼f法:
“謫:古代官吏因罪而被降職或流放。” 
因此,“謫宦”就是被降職或流放的官員。但是否“因罪”則取決于一定的判斷標準,在很多情況下這個標準就是最高統治者的好惡。因此,這里的“罪”往往具有很大彈性,耿直不阿的官員往往會“犯罪”,與蘇軾一樣同為唐宋八大家的韓愈和柳宗元就曾有過這樣的遭際。
 
韓愈結緣嶺南
 
           同冠峽 
            韓愈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
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
宿云尚含姿,朝日忽升曉。
羈旅感和鳴,囚拘念輕矯。
潺湲淚久迸,詰曲思增繞。
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
 
這首詩作于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剛剛被貶為陽山(治今廣東省陽山縣)令后所作。當時正值德宗晚期,政出多門,朝廷一片污濁。宮廷內的宦官也仗勢欺人,經常跑到市場中搞強買強賣、敲詐勒索的勾當,諫官屢次進言,都不被皇帝采納。韓愈一貫無所畏避、操守正直,因此上數千言猛烈抨擊這些丑惡現象。德宗是這些宦官的保護傘,他一怒之下將韓愈貶到陽山。
這首詩是韓愈到任后生活的寫照。嶺南的小縣城,生活很是悠閑。“維舟山水”、“晨坐聽鳥”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也沒有在長安時的案牘勞形。但陽山的“宿云含姿”、“朝日升曉”得不到他的共鳴。詩人的內心遠不像外界那樣靜謐,他將南下之行看做“羈旅”、“囚拘”,心中的郁悶一望便知。
其實,這不是韓愈第一次與嶺南結緣,他三歲失去父親,后來隨遭遇貶官的長兄韓會去嶺南赴任。沒有雙親的羽翼,可以想見的是,少年韓愈的生命較為坎坷,至少算不上幸福。
元和初年,韓愈受征召重回長安,任國子博士。這一天他期盼許久了,本來想大干一番。但想不到的是,“蓋棺事未了”,數年后他又被貶回嶺南。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韓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為圣明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邊。
 
這首詩作于元和十四年(819),韓愈任刑部侍郎。當時鳳翔府法門寺(在今陜西省扶風縣)有一座護國真身塔,塔內供奉著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皇帝唐憲宗篤信佛教,欲迎佛骨入內廷加以供奉,韓愈一貫“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于是上疏諫阻。疏中說,老百姓聽說朝廷要迎佛骨,都變得瘋狂起來,很多人放棄了生產,甚至有人自焚 ,看來憲宗的一時沖動確實造成了社會的紊亂。但下面的話就真的把皇上惹惱了: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 
韓愈的話很不好聽,在皇帝看來甚至有詛咒皇室的意思。但他的出發點也是為了國計民生。全國人民如果都放棄營生,社會生產還怎么搞?大唐的天下豈不危險了嘛?不過,“朝奏九重天”還是惹得龍顏大怒,憲宗要將他處死,大臣中裴度、崔群等人說:“韓愈這話說的確實不中聽,但他要不是忠心為國,也不會這樣講。”皇帝對韓愈的為人也是了解的,于是免了他一死,將他貶到潮州(治所在今廣東省潮州市),給了個刺史的官兒。
此次死里逃生,本來值得慶幸。但一想到又要奔赴嶺南,韓愈的心中就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了。赴任途中路過藍田關(在今陜西省商洛市商州區西北),他遇到了侄孫韓湘 ,想到自己盡忠為國卻換來滿目凄涼,不禁悲從中來,寫下了“肯將衰朽惜殘年”的慷慨詩句。詩中充滿了憤懣和悲觀,“秦嶺”和“藍關”在韓愈眼中成了人生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礙,而且他似乎有了此去不復返的想法,“好收吾骨瘴江邊”,絕望在那一剎那達到了極點??磥聿辉敢馊X南的不是蘇軾一個人,嶺南作為一種符號已經深深鐫刻在士大夫的心靈深處,不能觸碰,否則會打開政治生涯的潘多拉魔盒。
韓愈抵達潮州后,雖然心中不痛快,但還是能夠把注意力轉移到工作上來。他注重體恤民情,深為百姓愛戴。不久又改任袁州(治今江西省宜春市)刺史。當地有買賣仆隸的風俗,他剛一到任就設法為賣入大戶人家的男女贖了身,并廢除了這種風俗。
很快,韓愈回到長安,擔任國子祭酒之職。從此直到去世,他再也沒有到過嶺南,不過他的人生卻已劃上了深重的嶺南印記。
 
柳宗元的嶺南生涯
 
柳宗元也曾遭貶嶺南,其原因要從所謂“二王八司馬事件”說起。唐中期宦官逐漸得勢,嚴重威脅到皇帝的權威。貞元二十一年(805),唐順宗用王叔文、王伾,并以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為得力干將,圖謀打擊宦官勢力,重整混亂不堪的國家形勢。但不久就陷于失敗,改革派主要人物全部受到打壓,柳宗元等八人被貶為邊遠州的司馬。這就是“二王八司馬事件”。
柳宗元被一貶為邵州(治今湖南省邵陽市)刺史,赴任途中再貶為永州(治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司馬,后來雖短暫回到長安,可還是被再次外放,于元和十年(815)任柳州刺史(治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所以他有“柳柳州”之稱。當時劉禹錫即將赴任播州(治今貴州省遵義市)刺史,柳宗元對親隨說:“禹錫的母親年事已高,如果他真要去遙遠的播州任職,他母親恐怕無法同行。如果不一起去,母子二人可能就再也見不到對方了。我和禹錫是好朋友,怎么能讓他走這一步呢?”于是他上書皇帝,請求讓劉禹錫來柳州當刺史,自己與之對調。這時又趕上裴度為劉禹錫說情,皇帝這才讓他赴任連州(治今廣東省連州市),而柳宗元仍任原職。劉禹錫在去連州的路上曾酬和柳宗元,表達相思之意。其詩曰:
 
 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
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
歸目并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
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
 
柳宗元關心民間疾苦,廢除了當地買賣人口的惡俗,大行教化。但他最終沒有回到長安,而是病死于嶺南 。
 
“守舊派”蘇軾
 
現在回到文章的開頭,蘇軾何以非去嶺南不可?這就要說到宋朝后期的政治生態,而這種生態起源于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眾所周知,這次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民,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困局,但由于涉及到既得利益群體,所以引發了朝野內外的巨大爭議。王安石在世時,由于有宋神宗的鼎力支持,尚可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各項變法措施,甚至在他罷官之后,神宗仍致力于新法的實施。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上臺,此時朝政掌握在哲宗的祖母宣仁太后高氏手中,她啟用守舊派司馬光,將新法大都廢除。蘇軾在政見上有很多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二人也因此發生過爭執,但將新法全盤廢除這種不分青紅皂白、一棒子打死的做法他并不以為然。八年后,高太后病死,哲宗親政,改元“紹圣”,又重新啟用變法派。出于和王安石的抵牾,蘇軾受到打壓,被先后外放到英州(治今廣東省英德市)、惠州(治今廣東省惠州市)、昌化(治今海南省東方市北),開篇那首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就的。
與中原相比,嶺南的物質條件是比較差的。他到任后的心情也比較抑郁,但卻能以“荔枝”自娛,重新尋找生活的樂趣,使自己的落寞得到慰藉,應該說,蘇軾的人生達到了新境界——隨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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